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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风水楼道斗法】周恩来病危时说出毛泽东的一个惊天秘密!

那是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来的体温升至38。7摄氏度,他突然提出要见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当时,中央有个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才能见周恩来。于是,工作人员便一再打电话请示。“四人帮”竟推来推去。电话最后打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动情地说:“总理都病成这样子了,他要见谁就让他见谁,还请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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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值班人员依照周恩来的吩咐,派汽车把罗青长接到医院。罗青长刚进病房,周恩来就昏睡了过去。罗青长只好在病房旁的小客厅等候。一直等到中午时分,周恩来才苏醒过来,立刻请罗青长到病床前。周恩来向罗青长说出了一个毛泽东当年重庆脱险的惊天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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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着,要罗青长不要忘了台湾同胞,更不要忘了那些为革命作过贡献的台湾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没有谈多少,周恩来又一次昏迷过去了。

医生马上进病房检查和抢救,谈话被迫中止,罗青长只好退到病房外等候。等了一段时间,周恩来还没有醒来。罗青长知道周恩来病情已很沉重,不能让总理因他来谈工作而再度昏厥。于是,罗青长悄然离开了病房。

周恩来说的“两位姓张的朋友”到底指的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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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青长回忆说,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40多年,无数次聆听他的教诲。根据以往总理的交代,他指的是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和曾任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

张学良是世人皆知的民族英雄。对于张镇,人们却知之甚少,周恩来为何惦记他呢?

张镇,湖南常德人,1900年生,黄埔军校一期六队学员,后来追随蒋介石,步步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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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8日,国共两党经过艰苦的谈判,草签了《政府方面与中共会谈纪要》,即两天后正式签字的《双十协定》。一直致力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决定当晚在国民政府军委会大礼堂举行鸡尾酒会以示庆贺,同时请来重庆厉家班子唱戏招待毛泽东等中共代表。

就在这时,柳亚子来访,周恩来只好请柳亚子改日来见,并让自己的秘书(对外称周恩来副官)李少石用自己的座车将柳亚子送回去,不料途中遭到国民党士兵的枪击,李少石被打成重伤,送入市民医院抢救。

当办事处工作人员将这一事件告知正在军委会礼堂看戏的周恩来时,他立刻警觉起来,特别是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但他又怕惊动毛泽东。只是轻轻对毛泽东说:“有点事,我出去一趟。”

周恩来出了军委会礼堂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张镇。张镇时任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宪兵司令。张镇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和他一起到医院看望了时已去世的李少石,又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在戏散后,用宪兵司令的座车亲自护送毛泽东回红岩,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这件事,周恩来一直记在心上。

全国解放后,他多次对负责统战工作的罗青长、童小鹏说:“将来台湾解放了,对张镇在重庆谈判时期的这一功劳,一定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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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话题到此,我们很多人都想知道,当年毛泽东在重庆是如何脱险的呢?张镇究竟有什么样的功劳让周恩来在病危之时牵肠挂肚呢?张镇又是如何帮助毛泽东顺利离开重庆的呢?

原来当年重庆谈判有了结果,毛泽东也准备返回延安。1945年10月8日晚,张治中为毛泽东举行欢送晚会。在重庆的国民党要人、各党派、文化界知名人士共500多人出席。谁知就在这时,却传来一个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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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红岩村不远的嘉陵江边公路上,传出一声枪响,年方35岁、外表颇似周恩来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国民党元老廖仲凯的女婿李少石不幸中弹。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没有惊动毛泽东。他和张镇匆匆坐车赶到金汤街市民医院探望,而此时李少石已因流血过多不治身亡。

当时重庆市内道路复杂,社会混乱。加上有情报说国民党特务系统中已经有人扬言,愿以自身性命去换毛泽东一死。如何保证毛泽东主席安全回到红岩村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周恩来要求张镇,请他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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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镇立即表示:“请周主任放心,晚会结束后,我陪毛先生乘坐我的车,不论哪方特务,恐怕都还没胆向宪兵司令的汽车开枪。”张镇说到做到确实把毛主席安全送到驻地。

第二天,张镇又进一步加强了警卫工作,凡毛主席的任务活动都由张镇亲自布置警戒。10月10日下午,国共和谈协定在梅园签字,张镇得知毛泽东第二天要飞回延安,便赶紧布置警戒,并亲自护送毛主席去机场。

周总理曾多次提到张镇在重庆谈判时立了一大功,到去世前还念念不忘。他经常拿这件事提醒做对台工作的同志,说:“张镇的职务是宪兵司令,按我们的政策,是格杀勿论的特务,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只有做对台工作熟悉历史情况的同志记住老朋友,才可能处理合适得体,对得住老朋友,坚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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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周恩来,他赤诚待人,肝胆照人,不管党内党外,他都是最可依赖的同志和朋友,即使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也不会忘记。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常有两人并称的情况,如太平天国的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戊戌变法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的孙黄(孙中山、黄兴)。两个人中,总有一个是主要的,另一个也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两人相互补充而又相互依存,共同把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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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内,虽然没有“毛周”这样并称的提法,但两人间的关系正是这样。毛泽东当然起着主导作用。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而正如陈云所说,毛泽东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

尼克松说,毛泽东是拿大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讲得太绝对了。毛泽东并不是只拿大主意而对具体执行不过问;相反,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问题,他总是抓得很紧很细,一直抓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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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恩来也决不是一个只能起执行作用的人,他同样是一个战略家,有着重大决策的能力。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很多是周恩来共同参与的,而且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许多新的或没料想到的问题,需要果断地作出决策。这两者是不可截然分开的。

讲到共同参与决策,可以举一个例子。在解放战争时期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时,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是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每天作战情况的电报总是先送到周恩来那里。他对双方的战争态势、兵力部署、部队特点、战斗力强弱等都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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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情况,他在仔细弄清并核对、在地图上标明、准备意见后,向毛泽东报告,两人商议并决定对策。重大的带战略性的指示电报就由毛泽东动手起草,次要一些的由周恩来起草。

从现在保存的档案来看,由于军情紧急,大多批有“刘、朱、任阅后发”,经三人圈阅后发出;特别紧急的,批有“发后送刘、朱、任阅”。由于都是用军委名义发的,两人商议时又没有别人在场,不能说。

凡是毛泽东起草的都是毛一个人的意见,只有周恩来起草的那些比较次要的才是周的意见。究竟商议时哪些意见是谁提出来的,恐怕已无法弄清楚了。

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外交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科学技术工作等方面决策中的独特贡献,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在长时期的实际经历中,周恩来感到毛泽东总是比他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因此对毛泽东十分崇敬,努力照毛泽东的意见去做。这也可以说是“实践检验”的结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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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毛周两人的看法还会有不一致的时候,特别是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以后。主要是两次:一次是“大跃进”运动,一次是“文化大革命”。

“大跃进”运动是从毛泽东批判周恩来、陈云提出的“反冒进”开始的。1956 年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领导编制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他发现经济建设上出现提出过高指标、忽视综合平衡、产生很大财政赤字的冒进势头,便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

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这年11月10 日,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报告时又说:“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

毛泽东对“反冒进”十分不满。1958 年1 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严厉地批评“反冒进”说:“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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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反冒进就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他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2 月18 日,他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50 米远。这年5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陈云都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有人问过我:周恩来的检讨是违心的,还是不违心的?我说:我的感受是两者都有。人的思想是复杂的,有时还会充满矛盾,遇到自己还没有把握的新问题时尤其是这样。他有想不通的地方,因为当时确实发生了冒进,这是事实,他作为当家的更有强烈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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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范若愚说,他写检讨时,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可见他内心一定很复杂。但很难说他完全是违心的。他亲笔写的检讨中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总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过多从战术上考虑问题。我看这话还是发自内心的,至少是努力去想通问题。

以往,许多事都是毛泽东想得更远、看得更准。这时,“大跃进”运动刚刚开始,它的后果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谁都不能完全看得准。尽管当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旦把群众的热情充分发挥出来,也许真能创造出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奇迹来。这是我对他这个检讨的理解,是否符合实际,请大家研讨。

再谈“文化大革命”,这是更加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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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可以说并无思想准备,是被动卷入的。此前不久,他刚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忙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中间发生邢台大地震,以后着重投入北方八省抗旱工作。

批判《海瑞罢官》这件事,事前根本没有让他知道。派工作组后那些日子,他又出国了一段时间。最初,他参与得并不多。应该承认,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最初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中存在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同群众对立的现象,需要放手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加以纠正的时候,他是赞同的。

只是在方法上,什么人都打倒,搞过火斗争,他不赞成;还有,这时他讲得很多的是“抓革命,促生产”,生怕在这方面出问题。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它造成的灾难性恶果突出地表现出来。周恩来越来越忧虑,力图加以限制和避免。但当时能供他选择的余地很小很小,可以说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只能意味着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这不是个人问题。国家的外交、经济工作等如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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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如何力求减轻以致挽回?大批党内外干部怎样尽力保护?对党和国家怀有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不顾这一切而任意行动?另一种选择,得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还得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这对他是一种十分痛苦的选择。

但不付出这样的代价,就不可能发挥这些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的作用。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背后,是一种怎样的心情!这种韧性的战斗,岂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这是真正了解他的人所说的话!

我在一所大学作报告时,有人递了个条子问: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不是软骨头?我回答了一句比较重的话:不能用小市民的市侩心理去忖度一个对国家民族肩负着沉重责任的政治家所思考和权衡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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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并不是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每句话、所做的每件事都正确,都无可非议。这里用得着毛泽东评价孙中山所说的:“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周恩来逝世时,举国上下那种发自肺腑的巨大悲痛,已经回答了上面所说的问题。

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起周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陆放翁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

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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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

就像老僧悟禅,就如朱子格物,自从1976年1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周恩来临终前留下一个怎样的不可破解之谜呢?下面一起来了解…

30多年了,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个理:总理这时时处处的“有”,原来是因为他那许许多多的“无”,那些最不该,最让人想不到、受不了的“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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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

1976年1月2日,周恩来的身体像一盏即将耗尽油的灯,摇曳的生命之火发出微弱顽强的弥留之光,时断时续的昏迷、清醒,使周恩来倍受病魔折磨的痛苦。

上午,他又一次从死神手里挣脱回来,微微睁开眼,嘴唇动了动,吐出非常微弱的声音,卫士俯身细听,只听见一个“呜,呜”的音节,卫士顺着话音向几乎已经连摆头的劲都没有的总理提示一件件事情,总理见卫士说不准他的心思,神情渐渐焦急起来,又吃力地说:“邬、邬,钓鱼台的那个……”

邓大姐在一边试着问:“是不是还有话要和人说?”总理微微地点点头。大家马上按“呜”的音在钓鱼台那里排,咦——“会不会是邬吉成?”总理点了下头。

中午1点,邬吉成正好在家,总理的卫士张树迎打电话给他,急切地说:“老邬,总理要见你,请你马上过来。”邬吉成放在电话,叫上车子就往305医院奔驰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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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吉成

总理会和我说什么?临终之际还念念不能放下的一桩未了心愿是什么?”邬吉成含泪猜想。到了305医院,当他来到总理病房门口,却被护士拦住了,告诉说: “总理又昏迷过去了,你先到护士值班室等等。

总理醒来我再叫你。”他失望地望了望眼前的门,只好独自在护士值班室里默默地等待总理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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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3 个小时过去了,有人跑进来通知他:“准备一下,总理醒过来了,要见你,医生正在给总理治疗,马上就可以进去看总理。”

可是总理没能等到医生治疗完,便又一次进入了昏迷状态,而且这一次时间更长。邬吉成从2日中午1点多一直等到次日凌晨。总理一直没有醒过来。邬吉成非常难过地走出总理治疗小楼,在寒夜里徜徉。

邓大姐也在那里徘徊,她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显得很憔悴。她见到邬吉成还在苦等总理苏醒,叹了口气,委实不忍心直说总理已经很难清醒过来,只是叫邬吉成先回去,如果总理苏醒过来,再通知他。

邬吉成想想也对,便向大姐提出,想在门口看总理一眼。大姐答应了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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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

邬吉成又走进楼里的病房,蹑手蹑脚穿过外面的客厅,生怕惊动总理。到屏风边他止住了脚步,眼泪却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

在这之前,他最后一次见到总理是1975年9月7日,那天总理会见罗马尼亚客人,邬吉成和以前一样负责警卫陪同外宾一起来到医院,那时总理已经瘦弱不堪,说话的声音也十分微弱,但是总理特有的儒雅风度却丝毫未减……没想到4个月不见,总理英俊潇洒的容貌已经被癌症彻底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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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

邬吉成痛苦地想:“总理,您找我要说什么呢?总理,您醒来吧,无论您让我怎么做,我都绝对服从。”可是,周恩来再也没醒来。邬吉成默默朝着病床向敬爱的周总理敬了一个军礼。

1月8日上午,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周恩来临终前为何要见邬吉成,成了不可破解的千古之谜!

揭秘周恩来的六大惊人之“无”

一、死不留灰。中国历史第一人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

揭秘周恩来“无墓无碑”所为何?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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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悼念周总理

二:总理为何“生而无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

却要为烈士存孤续后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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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

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邓颖超为何放弃生儿育女?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着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

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

三、“官而不显”?做最平民化总理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

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出国访问机密文件箱里藏“寒酸行头”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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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

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得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

周恩来一生不回故乡之谜:平生最恨“衣锦还乡”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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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

四、周总理“党而不私” 拖病体看望康生。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康。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和,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

红军长征时,当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他藏而不露地将“15年赶上英国”,改为“15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

五、周总理一生“劳而无怨”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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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

他一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而据资料统计,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9天;14~18小时有74天;19~23小时有38天;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

六、周总理为何“死不留言”?1976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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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

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

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

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

毛主席一句话让周总理惊呆!尼克松心服心口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美还在朝鲜半岛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冲突。至于谁胜谁负,世界自有公论,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美国再也不敢小看新中国,再也不会认为中国是东亚病夫,再也不会轻易的对中国轻言战争。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发展奠定了和平安定的几十年。

在人们翻看这一页的时候,中美之间的你来我往,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接触,也充满了毛主席将战争高超的技巧运用于对外关系之中。中美关系这样的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在老人家的手里,只不过是弹指一挥的那么轻巧,但是却力发万钧。

所以在人们再一次翻看历史的时候,对于其中的细节问题,很多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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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书房成了纵论世界的舞台

将自己的书房当做外交的舞台的,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之中围堵毛主席一人。老人家不但在书房接见外国政要,还在书房草拟各种文件。这不得不说是开了历史的 先河。但是正是这种运筹帷幄的气魄,不但没有让各国政要感觉失礼,反而带给他们非常亲切的感觉和终生难忘的记忆。对于这一点,尼克松同样感受深刻。

对于毛主席的这种做法,后人有很多不解:一些人认为这样对待外国的贵宾是不是太失礼了?看一看现在的外国人来华,动不动就礼炮齐鸣,动不动就礼兵齐刷刷 的走来走去。实这些都是形式主义的异化,正因为内容的空泛,正因为心虚,才搞出了这么多的形式主义的东西,美其名曰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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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但凡有什么外事活动,都摆上一圈桌子,像两军交战一样,坐个面对面,摆上几张或者几十张白纸,以表明事件的繁多和重要。所以,不可否认的是,毛主席书房纵论天下事的气魄和气度,都将成为绝唱!

尼克松的多个彻夜的准备文稿,都排不上用场。就在中美领导人见面之前,尼克松可以说做足了功夫。从礼节到说话的方式,从朝鲜战争到世界局势,从中美可能面临的战争风险到美苏之间的争霸等等,可以说不一而足

但是尼克松还是感觉准备的不够,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世界和被世界狂热信仰的伟人。但是结果却出乎尼克松的预料,尼克松面对的是一个幽默而又智慧的慈祥的老者。所有的谈话没有草稿,没有什么繁琐的形式,更没有自己想到的唇Q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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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尼克松感到了莫大的轻松,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极大的压力。因为他准备的几乎都没有谈,反而谈的都没有准备。于是乎,不得不在安排的满满的行程里,抽出时间来研究中国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和条件。

毛主席再一次运用战争的方法和美国过了一招,那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种底气和气魄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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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哈哈哈一笑,总理惊呆了,尼克松心服了。周总理送在上海虹桥机场送别尼克松,尼克松说:这些天,我们改变了世界。尼克松走了之后,周总理快速的回 到北京,并且去了丰泽园,向毛主席汇报。当毛主席听到尼克松说,我们改变了世界之后。哈哈哈一笑,说:他怎么不说是世界改变了他呢?

老人家的言语犀利可见一斑,一语中的。美国如果不到了一定程度是不会来华的,更不会向中国示好。而恰恰是国际风云突变,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导致了美国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

同时,老人家也将自己放的很低,没有一点居功自傲,自吹自擂的意思。将中美关系这种真的改变世界大格局的事件,看做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而不是靠着自己一 锤定音决定的。从而可将,即便是在老人家受到万民敬仰的暮年,还是保持了一颗清醒的头脑,始终将人民放在第一位,始终将功劳视为大家的,而不是他毛ze东 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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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听完这句话之后,周总理愣了,这是什么意思呢?直到想了一想才明白其中的原因,也哈哈大笑了起来!至于尼克松,后来了解到这些细节,深深感到了震撼,从而对老人家更加的心服口服!

综上所述,其实到底是什么改变了美国,改变了尼克松呢?是中国在朝鲜战争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是毛主席老人家坦荡荡做人的人格和气质,还有就是世界格局里,已经不允许中国被排除在外的现实,让美国改变了真实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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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还是世界改变了美国,而不是美国改变了世界!现在道理是一样的!

核心提示:周恩来(1898。03。05——1976。01。08),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浙江绍兴人。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

1917年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五四运动中,在天津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4年回国。1927年8月1日领导了南昌起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是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的一生,归纳为“惊人六无”。“一无”是死不留灰;“二无”是生而无后;“三无”是官而不显;“四无”是党而不私;“五无”是劳而无怨;“六无”是死不留言。

【争风水楼道斗法】周恩来病危时说出毛泽东的一个惊天秘密!

周恩来总理经典标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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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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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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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学校新剧团主要演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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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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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运动时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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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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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周恩来在德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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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周恩来与邓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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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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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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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大连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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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中的周恩来(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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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在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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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黄埔军校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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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度翩翩、魅力四射的周恩来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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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归国途中的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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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周恩来总理于北京

一、死不留灰 中国历史第一人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1976年1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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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

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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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

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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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

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

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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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

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

二、邓颖超为何放弃生儿育女?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

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

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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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周恩来与邓颖超

三、“官而不显”?做最平民化总理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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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与周恩来总理

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出国访问 机密文件箱里藏“寒酸行头”。

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得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

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

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一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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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

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工人。

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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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周总理吃饭狼吞虎咽为省时间工作

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

《周恩来年谱》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

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

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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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周恩来在西花厅办公室伏案疾书。

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和,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

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自己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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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与周总理

后恩寿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说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他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50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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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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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年泉涌的井好好地为什么突然干了。而且干的就这么巧,就在周恩来灵车已离开医院,到八宝山来火化的时候干了。

1976年1月11日,就在周总理遗体火化的当天下午,在北京八宝山发生了一件谁也意料不到的奇事——八宝山的水井突然干枯了!对此,人们议论纷纷,什么猜测和说法都有。

八宝山这口18米的深井,是明朝永乐年间建护国寺时打的,当打到18米时,打出了几个泉眼,碗口粗细的泉眼“咕嘟、咕嘟”地向外冒着清凉的泉水。其后,北京地区几次逢干旱,八宝山附近的井水皆干,惟有此井泉水不绝,附近村庄的人们都到这里拉水吃。人们说八宝山风水好,是皇上赏赐的圣地。1950年在井口安上了水车,1958年又安装了抽水泵,建了水塔,从此公墓吃水不用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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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大量开采地下水,井里的水位也逐年下降,但一直没有断了泉水,八宝山人也从不为水而担忧。但在周恩来去世后,井里的水量骤减,有时水塔只够抽满,好在不一会泉水又复出,人们也没在意。

周恩来遗体火化的当天下午,人们打开水龙头,发现水龙头张着口却吐不出一滴水来。人们以为是水塔没抽上水来,电工肖义就来到水塔前,合上电闸,抽水泵声音嘶哑地干吼着,却抽不上一点水。肖义有些奇怪,难道井里真的没水了!他抬起一块石头扔到井里,井底传来清脆的石头落地的声响。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丢了一块石头,还是没有水声。不好!他马上跑去向李兆诚副主任汇报。

李兆诚闻听马上带几个人来掏井。没有水还了得,这么多人的吃用水全指望这口井了。井里不会没水,估计是多年未掏井,泥沙把泉眼堵住了。

他们扛着梯子来到井旁,用手电向井底照了照。井底里黑乎乎地,手电光根本照不到底,照到半截灯光就无力地消失了。人们把梯子慢慢地放到井底,李兆诚第一个下去。竹梯子在李兆诚的脚下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在空洞的井里听起来特别地响,越往下走,阴冷潮湿的气味就越重,抬头看看,井口只有锅那么大。头顶上,肖义等人拿着铁锹等工具下井。估计摸到底了,李兆诚停住脚,用手电向下看看,离井底还有半人高,井底全是潮湿的沙子,一点水也没有。

他纵身一跳,站在松软的沙土上,用手电照着上面的人,让他们顺利地爬下来。等人们都下来了,他们便动手清理泉眼。可奇怪的是几个碗口粗细的泉眼都没被堵,全都赤裸裸地在岩缝之间,张着黑洞洞的大口。这真是不可思议,几个人越琢磨越觉得这井干得奇怪,早不干晚不干,偏偏在周恩来火化的这天干了。

几个人在黑洞洞的井底愣了半天,一闪一闪的手电光中,人的模样都有些走形,变得有些可怕,巨大的身影在井壁上忽闪忽闪地晃动,人们的说话声也空洞而有回音,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人们不禁有些毛骨悚然。不知是谁用颤抖而微小的声音说:“先上去再说吧,别老在这儿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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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诚抬头看看高高的井口,确实呆在这里有一种远离人间、在阴曹地府的感觉。“好,先上去,等明天看看还能不能出水。”几个人一个跟着一个爬出了深井,来到外面,人们才重重地吐口气,轻松许多。

那一夜,八宝山没有水,人们只有靠上午接的水来解渴、洗漱。

第二天,井里还是没有水,只好派车到附近的单位拉水以解燃眉之急。

从此以后,这口上百年的水井干涸了,再没有甘甜的泉水供人们湿润干渴的喉咙了。

水,水到底哪去了?!

这件事惊动了八宝山,人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其中也不乏带有迷信色彩的猜测。因为无从解释上百年泉涌的井好好地为什么突然干了。而且干的就这么巧,就在周恩来灵车已离开医院,到八宝山来火化的时候干了。人们无法解释这奇特的自然现象,就自然而然地发挥联想,把它同周恩来去世联系在一起。

有人说:“总理去世,不光老百姓难受得哭,连老天爷也难过地哭,把泉眼都哭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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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总理不是凡人,是天上神仙下凡为老百姓解救困苦的,自古以来有神人出现和离去的时候,总会有奇异天象出现。这不总理走了,泉水也就干了。”

还有人说:“咱八宝山公墓就是当年总理指示兴建的。总理走了,八宝山的泉水怕总理寂寞也跟着走了。”人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这现象到底是天意还是巧合,谁也说不好。

后来八宝山一连拉了好几个月的水吃,直到打出了新的井才结束了拉水吃的日子。但新打的机井再未打出泉水,水也没原先那口井里的好喝。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晚期癌症的惨痛折磨中逝世。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在人们的印象中,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是几十年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感情自是相当深厚。

而周恩来更是在天下大乱的文化大革命中殚精竭虑,鞠躬至死,帮助毛泽东稳定了国家。无论于情于理,还是对历史的交待,毛泽东都应该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的。在追悼会前,毛泽东没有表态是否要参加。

而中央则是做了毛泽东参加的准备的。从沿途的警卫工作,到毛行车的路线、乘坐的电梯、轮椅都作了认真仔细的检查。

无论是邓颖超,还是主持追悼会的邓小平,以至于广大老干部和群众代表,都在极切地盼望着毛泽东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然而,时间到了,毛泽东没来,时间过了,毛泽东还是没来。最后汪东兴给毛泽东家里去电话,答复说主席不来参加了,只是派人送来了几个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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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毛泽东为什么不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一般的资料都是说毛泽东当时已站不起身,说话含糊,不愿意在公众面前露面。但这总让人心中充满疑问。因为不久过后,毛泽东就接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并谈了很长时间。毛既然能如此,为什么不能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呢?

他当年不是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了吗?再往前推,就算是不能公开参加周的追悼会,难道不能秘密地来和周作一最后的道别吗?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同样,周恩来重病时住在305医院,与中南海毛的住所只有一墙之隔。毛如果想去看周恩来,只要把人清场,暗中前往就可以,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这件事情可以说让广大人民非常不理解,也暗中伏下了导火索。后来官方又限制人民自发地悼念周恩来,以及批判对文革乱局进行整顿,得人心的邓小平,终于激起民变,爆发了“四五”运动。

因为资料缺乏,笔者在此无意探究毛泽东的心中之谜,只是根据手上现有的资料,对此事稍为梳理一下。

周恩来在身染重病的最后几年里和毛泽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对分析事情是有帮助的。众所周知,在林彪逃亡后,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提出批“极左”,因而为毛泽东非常不满,不但遭到阻止,反而在政治上又掀起一场批“极右”的风暴。周晚年的一件大事是促成了中美接触及中国重返联合国,周的威望也空前大增。然而,周正是在做了这样两件大事后,却遭到了晚年最深重的磨难。

1973年底,中央政治局开会对周恩来严厉批判,借口就是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几乎就是敌我矛盾了。而批判的起因一是外交部的一篇理论文章,二是周和基辛格的一次会谈被毛认为是向美国要保护伞。会上众人群起而攻之,不让周作辩解,当然周的风格也是不会作辩解的。最后周以老迈之躯被迫亲自写了检讨,而这时毛又出面批了江青几句,又把责任推给负责联络的唐闻生、王海容二人一些,算是让周恩来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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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周恩来喘息未定,1974年初又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所指又是所谓的经验主义和投降主义,可说极为明显。周此时已重病在床,忍了又忍,在进手术室之前还是大声疾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在最后几年里连续遭到攻击和批判,而且还是在他个人威望最高之时,不能不让深思。可以明确的是,对周的批判如果毛泽东不点头,那是绝对不可能进行的。

毛泽东一生极少参加党内同志的追悼会,唯一例外的两次一是罗荣桓的,二是陈毅的。罗荣桓不但是最早跟毛上井冈山的嫡系,大概也是军内最被毛泽东所信任的人,有着相当强烈的私人感情。而陈毅则和毛在历史上有一些过节,毛对他也有看法。我们可以注意到毛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是突然前往的,而且在会上讲的一些话也耐人寻味。

如“陈毅是个好同志”“林彪是要打倒我们这些人的”以及提出邓小平问题等。当时的形势背景正是林九一三后,毛的威信一落千丈,党内军内人心不稳之际。而陈的追悼会之后周恩来秉承毛的旨意迅速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毛也一生罕见地连续作了些自我批评,相当程度地缓解了老干部们的怨恨之情。那么,毛出席陈的追悼会是不是有一些政治上的考虑呢?

毛在得知周恩来逝世时的反应是什么呢?根据张玉凤的回忆是:1976年1月8日上午10点,毛主席正在中南海游泳池看文件。张耀祠匆匆赶来,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听后许久一言未发,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对于总理的逝世,主席显然早已料到了。在近几年的医生报告中,总有所觉。长期的伤感,使他的眼泪枯竭了。此时,他已无法向这位患难与共的同志、战友表露他内心的痛苦和悲伤。

那么毛是怎样决定不出席周的追悼会呢?同样根据张的回忆:我一直心里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前几年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或许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我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像孩子般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悲伤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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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看不出毛泽东对于周恩来逝世的倾向性反应,而不出席追悼会也只是因为身体上的原因。但是毛是个大政治家,他应该明白他出席与否周恩来的悼会实在是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影响和象征性意义。而当时的形势背景是怎么样的呢?毛正发起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以老干部为基础的整顿派再次遭到打击,江青张春桥等的文革派气焰正凶,一场新的权力斗争已经展开。

在这个时刻,毛泽东不出席被认为是老干部们后台的周恩来的追悼会,是不是也是一种政治象征呢?

对于周恩来来说,他的一生可谓是求仁得仁,决无二愿的。尽管年晚年磨难重重,在政治上的忧虑与身体上的疾病的双重折磨下,周恩来仍然表现出了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在病床上,周恩来也一直佩戴着那枚毛泽东像章,枕头下则放着毛泽东诗词。即使从昏睡中醒来,周恩来也不忘了问一问毛泽东的病情。1976年元旦时,电台广播了毛泽东在六十年代所写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周恩来静静地听着,当听到“不须放屁,度看天地翻覆”时,周露出了笑容,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周恩来为什么至死不敢与毛泽东翻脸?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伟人,是一种很特殊的合作关系。两人才华出众又风格各异,长期合作,又和而不同。毛大气磅礴,开天辟地;周缜密严谨,滴水不漏。毛于党于国,功比天高,但难免霸气逼人,后又铸成大错;周为国为民,竭尽绵薄,总是隐忍负重。于是在长期的斗争与合作中,就有一种怪现象,党外朋友与毛拍案相争者有之,如马寅初、梁漱溟;党内高干与毛据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怀、张闻天。而自遵义会议之后,周作为毛长期的实际上的第一助手,无论毛如何行事,都唯命是从,逆来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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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周早已作古,离我们也已渐行渐远。但人们总还在问一个问题:面对毛的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年轻人问得最多,而如季羡林先生这样阅世甚深的百岁老人,也爱问这个问题。我们多次见面,总不离这个话题。可见,这是国人心中解不开的一个结。我自1998年总理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发表《大无大有周恩来》以来,总有人在向我提这个问题。细想起来,这里有作风、性格、策略、政治智慧诸多因素,而且这也不只是毛周之间特有的现象,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大有其例,也都离不开这种组合。

一、翻脸要有条件和资格一般老百姓所说的“翻脸”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毛错周对的事情,如经济方针之争,“文化大革命”之争。但其时,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已失去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

翻脸是什么?就是其一,痛感对方之错,决不苟同,毫不忍让;其二,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当两个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时,这好办,当断就断,再不见面,顶多只是感情损失;但是当两个人的力量悬殊很大时又另当别论。如一个小孩子对父亲,要翻脸就不大容易。虽事有所悖,理所不容,甚至到了恩断情绝的程度,但一个孩子既不能改变家长的错误,又不能离家独立生存,翻了以后又将如何?只有隐忍。

毛泽东是开国领袖,是共和国的国父。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全党全国的地位如一家之长。这个地位和势态是历史形成的。政治者,势也。如军事大势,经济大势,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势。事物凡一成势,任何个人之力都难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时很难看清、说清,更不用说坚持和反对了。我在《领袖如父》一文中曾谈到这种复杂的关系,兹录一段如下:

关于领袖、政党,列宁曾有一段着名论述:“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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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党、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领袖,领袖缔造、领导这个国家,就像父亲在家庭里的地位,父亲是因血缘而形成统领地位,领袖是因思想之缘而形成领导地位。在长期的斗争中,领袖总结人民和社会的思想成果,形成一种思想,又将这种思想再灌输到人民中和事业中,再总结,再灌输,上下循环,如河川经地,似血脉布身,就与人民、国家、民族建立起一种千丝万缕、血脉相连的关系。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之下,这种思想常常就以领袖的名字来做标识。领袖属于这个群体,群体推举、选择和塑造一个领袖,然后再将群体在实践中所提炼出的思想交付给他,以之为灯塔、旗手,而旗手只能是一个。

所以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是全党在斗争实践中的思想总结。也就是列宁说的,通常是由作为领袖的人来实现的。领袖与党、人民、国家、民族有了如此深的思想之缘,就如父亲与家庭的血缘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一下子分清你我。

当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走过万水千山,经历千难万险,已被全党接受为列宁据称的“领袖”。他所以能力排众雄,越过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周恩来、张闻天,一路大踏步走来,独领风骚,只因一条:就是实践检验,在无数次的流血、失败中,只有他的意见屡屡正确,一试就灵。

从具体的战斗、战役到与国民党斗法、与美国人斗法、与斯大林斗法,都无不铩其羽,而扬我威。我曾问过一位追随毛从延安到西柏坡又到北京的老人,我说:“周恩来不是长期专管军事吗?转战陕北彭德怀不是打了几个大胜仗吗?”他直摇头道:“他们和毛还是不能比,不能比,相差太远。关键胜局都是毛亲自下手指挥。”逢毛必胜,有毛就灵,毛已成神,这是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血火炼成的信条,已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和全党全民的习惯思维。

周从来没有想去挑战毛,历史上,周曾是毛的上级,在遵义会议前一直领导毛。而历史证明其时的中央,包括周都错了,而毛对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更是得心应手,战无不胜,直至最后摧枯拉朽,如风吹落叶般在中国大地上抹去蒋家王朝。这中间,虽还有一个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人,但毛都是实际上的决策人。周作为副手,眼见毛指挥若定,出神入化,威信日增,山呼万岁,更是心服口服。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周分管经济工作,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

二是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三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推行,毛已开始喜听颂扬逢迎之词,于是我们最鄙视的、最不愿看到的历史上重复多次的“君侧不明”的现象出现了,康生、陈伯达、柯庆施,后来的林彪、江青集团,不断谗言蔽上,煽风点火。在毛周围已渐渐形成一个风气不正的小环境。这时,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和氛围了。

【争风水楼道斗法】周恩来病危时说出毛泽东的一个惊天秘密!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与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两次,结果,周只是尽职责之守小提建议,就惹来毛的大翻脸。

第一次是1956年鉴于经济发展过热,周提出“反冒进”。

应该说,这时周还是据实论理,大胆工作,大概还没有过多考虑毛的情绪,就像魏征对唐太宗犯颜进谏那样。1956年2月8日周主持第24次国务会议时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说对群众不要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提出追加投资,周和大多数人都反对,会后又耐心劝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就大不悦,离开北京。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的发言是《做革命的促进派》,说党委应该是促进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组织促退委员会,我也没办法。将领导层分成“促退”、“促进”两派,这就有点以分裂相威胁的味道,毛要翻脸了。

他毫不客气地对周说,你“反冒进”,我是反“反冒进”的。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追击。周也万没有想到毛会这样固执,这样情绪化地处理问题。就像唐太宗终于忍不住魏征的一再进谏而大发脾气了。而在战争时期毛总是多听下级意见,比较各种方案,慎之又慎,现在却判若两人。其实这是一切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

1958年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毛对周逢会必批。这期间给毛煽风点火的主要有柯庆施等人。其时全国上下都在狂热兴奋之中,连一些严肃的科学家也在为毛的“跃进”奇迹找科学依据。毛正在兴头上,党的领导集团,甚至全国人民都在兴头上。只有周恩来、陈云等少数领导人清醒,他们能与毛翻脸而力挽狂澜吗?当然不能。周这时连话语权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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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南宁会议上,毛说周是“促退派”,影响了各部委、省委的情绪,并举着柯庆施的一篇鼓吹“跃进”的文章质问周:“恩来,你是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这已不只是翻脸,是很不给面子,甚至有点逼宫之态了。但是周忍了,回京之后就主动提出辞职,毛又不许。他只好再忍。结果是1958年的全国胡来(时隔半个世纪,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对党史上的这种头脑发热、自乱其政的现象用了一个新词:“折腾”)。

经过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最后那场“大跃进”的闹剧以毛错、周对收场;但并未见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评,或对周的褒奖。经过这次较量,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脸的办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取的。

周恩来与毛的第二次大分歧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这是政治路线之争。

自1956年毛与周恩来、陈云在经济思想上发生分歧后,渐渐又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政治路线上发生分歧,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形势的估计。先是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有分歧,直发展到对“文化大革命”意见相左。在“四清”运动之初,毛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不理解,他说有个别人要走资本主义的路还可以,怎么会有一个“派”呢?他万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事起,已不只是一个“派”的问题,而是全部打倒,连他这个主席也不能自保(叶剑英曾有一词咏“文革”:“串连炮打何时了,罢官知多少?”)。最高层唯一保留下来还在工作的旧人就只有周一人了。

和1956年处理经济问题不一样,这次毛批准成立了一个“文革小组”,凌驾于党中央、国务院之上。周这个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已不能再有任何正面表达。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借有限的权力办两件事,一是尽量保护老干部。红卫兵要纠斗陈毅,周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声色俱厉地说:“不行,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国务院各部长已被冲击得连生命都无保障,周就把他们分批迁到中南海里住,半是保护,半是办公。

二是抓生产。周带着这支奇怪的“黑帮”部长队伍,艰难地维持着最低的生产秩序,以求不要弄到全国人无饭吃。但是对政治方针、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全国疯狂的个人崇拜、极左的政策,周不用说翻脸,他甚至不能有一点明显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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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时更不利的是已形成了两个反革命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周的地位已排到林彪之后,而江青又因其特殊的身份常在毛面前拨弄是非,陷害、刁难周,甚至设计摧残他的身体。毛既离不开周,但又对周不放心,一度还曾掀起一个“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小高潮。周对此心知肚明,但他更是连一点点翻脸的资格和条件也没有了。

二、翻脸要计算成本和效果现在回头看,周的经济思想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都是对的。也许我们会说,梁漱溟不是在国务会议上因农村政策和毛拍桌子翻脸了吗?马寅初不是因人口政策与毛公开翻脸了吗?彭德怀不是因“大跃进”问题和毛在庐山吵架公开翻脸了吗?他们都落得一个铮铮铁骨的好名声。

周当时为什么就不能也来个拍案而起、分道扬镳呢?省得后人一再议论,背一个逆来顺受或更有不理解者曰之为“虚伪”的骂名。周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国总理,背负着一个国家,八亿人口。他要考虑后果。如果硬来也行,但那将是两种可以预见的结果。

第一,毛以绝对权威,像对刘少奇那样将周当即彻底打倒,甚至进行人身迫害。这样周那一点点仅有的合法身份和权力将被剥夺干净。人民、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而且事实证明,前面所举梁、马、彭等人的翻脸,除留下人格的光环和对后人的启发之外,当时于事并无大补。他们个人的牺牲是起到了揭露错误,倡导民主,改进党风,启迪历史的作用,殊可尊敬。但周恩来不行,他是一国总理,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是当时翻脸之后这个摊子怎么收场。政治需要妥协。

第二,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

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党的。但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接着是国家政权的分裂。两派、两党甚至是两个政权长期的对峙斗争。因为,全国全民要从乱而后再治,重新统一到一种思想、一个方针,产生一个领袖,以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没有半个世纪到一百年的争斗,甚至流血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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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多次大的分裂就是明证。汉之后经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分裂到隋的重新统一经过了361年,唐之后经五代十国之乱到宋的统一,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年。元明清是基本上做到了大一统的。进入民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用了近40年。历史的教训,每一次大分裂都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整合周期,才能出现新的平衡统一,这中间人民将遭受无穷的灾难。生命的摧残,经济的倒退,生产力的破坏,山河的破碎,历史上屡见不鲜。

如果再有外敌乘机入侵,插手内斗,寻找代理人,就更加复杂。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周如果真的大翻脸,一个刚建国十年左右的共和国又将蹈入四分五裂,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不只是一种设想,事实上,有人曾问过总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反对?周说那将会使党分裂,后果更坏。据说刘少奇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在那种情况下只有积极建议,争取把错误降到最小,如果意见不能被采纳,就只能跟着走,一起犯错误,将来再一起改正。这比分裂的损失要小得多。

相信,当时的周、刘等一批革命家是认真考虑过翻脸的成本的。不翻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

三、隐忍克己,为国为民有话不能说,或说出来无人听,只能忍,忍在肚子里。这在普通人已是一种煎熬,而一国总理,大任在肩,大责在心,忍则牺牲民利,眼看国事受损;争则得罪领袖,造成党的分裂。

这种煎熬就比下油锅还难了。于是只有争中有忍、忍中有争;言语谦恭、行事务实。我们这一代人还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周的形象,一身藏青色朴素庄重的中山服,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毛泽东手迹“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他四处灭火,大讲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这种复杂两难的心理可想而知。他只掌握一个原则:牺牲自己,保全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名言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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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看到两种情景。

一方面,周在毛的权威面前,俯首贴耳,不置一辞,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为国为民多燃点光和热。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周利用总理身份尽量求实。连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认:“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文革深入”,毛要打倒刘少奇和一批老干部的想法已很明显。“四人帮”就又拿出当年刘少奇为保护党的高级干部,批准薄一波等61人公开登报后出狱一事来大做文章。周立即给毛写信说,表示反对,说这在当时是党的高层通过的。毛不理,并随之将刘也打成叛徒。后来又重翻“伍豪”旧案,借国民党报纸的谣言影射周当年在白区也曾自首。这两件事都是历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极愤怒,但他还是忍了。

林彪的资历远在周之下,周深知他在历史上的表现并不堪任党的第一领袖,但毛把他选为接班人,把周排在林后,为林服务,这个周也忍了。

在高层中,刘、邓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碍,已陆续被清除,下一个目标已是周,于是毛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个“批周公”,其意直指总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甚至说,不行他就重拉队伍再上井冈山,这与上次说“促进、促退委员会”一样,还是以分裂相威胁。这,周也忍了。江青更是亲自出马或发动亲信攻击和刁难总理,甚至要总理给她改诗,专趁总理输液时要去谈工作,想尽办法折磨总理的身体。这些周都忍了。

在一般人,绝对受不得这种夹板气,早就甩手而去。但总理不能,他强忍恶气,强撑病体,另有大谋。只要不翻脸,不撕破面子,他这个总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就能为国办一点事,就能挽狂澜、扶危局。正是:

且忍一腔无名火,咽下一口宰相气。

留得青山传薪火,强支病体撑危局。

能不能“忍”,是对政治家素质的更高一级要求。同时在人格上也是对为公为私,大度小量,远志近利的一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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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为国隐忍的着名的例子是蔺相如与廉颇的故事。廉是功勋卓着的老将,蔺是因才能而擢升为相的新秀。廉不服,常有意辱之,蔺每每相让。二人同住一巷。每天要上朝时,蔺就先让仆人打看廉是否出门,让其先行,如相遇于巷,蔺必自动回车让路。现邯郸还留有此地,就名“回车巷”。下人常为蔺相如羞愧,蔺说,我这样是为国家,只要我与廉团结,不闹分裂,国家强盛,秦就不敢小看赵,廉闻后大愧,遂有负荆请罪的故事。记录这个故事的是司马迁。他不但记其事,自己也遇上了一件麻烦事。他因言得罪,受了宫刑,遭奇耻大辱。他痛苦地思考着,到底是死还是活。他在那篇着名的《报任安书》里讲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要看你为什么(所趋)而死。他为了完成《史记》,选择了“忍”,忍辱生存,忍辱负重。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王侯将相级的大人物强忍受辱的例子,还有孔子、屈原那样的学者忍辱着书。他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你的强弱、勇怯是客观形势所定,你不能为一时义愤或为一己之名而轻举妄动,而要想到身上的责任。周恩来的名位不知超过这些将相王侯几多倍,其所负之责更是重于泰山。所以他就更得“忍”。忍看朋辈半凋零,城头变幻造反旗。他勇敢坚韧地在夹缝中工作,在重负下前行。

现在回头看,在总理忍气吞声、克己为国的心态下确实为党为民族干了许多大事。举其要者,1958年“大跃进”后,他主持三年调整,医治狂热后遗症,拯救了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指挥,处理林彪叛逃事件;他抓革命促生产,维持了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并且还有一些较大突破,如大庆油田的开发等;他抓科技的进步,原子弹、氢弹、卫星实验成功;他抓外交的突破,“文化大革命”中中日、中美建交;等等。还有一项更大的成功是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他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和一大批老干部的重新起用,为以后打倒“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总理在忍着一口气,没有闹翻脸的情况下,一点一点艰难地争取来的。

我们设想,如果1958年总理翻脸,甩手而去,也许三年困难时期那一道坎国家就迈不过去。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乱中,如果总理翻脸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们会更加大行其乱。等到人民已经觉悟,再重新组织力量,产生领袖,扭转乾坤,大约又要经过民国那样的大乱,没有三五十年,不会重归太平。那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早不知又落下多远了。

毛泽东为何没选周恩来做接班人?

周恩来逝世,使国务院总理之职空缺。本来,理所当然应由邓小平继任总理——因为他是“第一副总理”。

然而,邓小平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不可能继任总理。

张春桥、王洪文以为打倒了邓小平,他们就有出头之日,成为理所当然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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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2月2日下达的《中共中央通知》,却出人意料。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表明,毛泽东又选定了新的接班人华国锋!

屈指算来,在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之后,华国锋也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张玉凤曾这样回忆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的情形: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跟我说:为此事伤透脑筋,林彪是他选的,王洪文是他选的,都不行呵!

有一次,我问主席,总理这么好,你怎么不选总理当接班人?

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个砍刀的动作,说:总理虽好,缺少这个。

1976年1月8日,主席得知总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不已,时而哭,时而要赶人。他病卧在床,一字一句地看总理追悼会和悼词的请示报告。看完后,又泣不成声。我问主席去参加总理追悼会吗?主席难过地说:“我也起不来了。”那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先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不时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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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想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

然后,主席又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

毛远新点头说是。

就这样,主席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远新说:“好!选得好!”

主席也显得很高兴。

毛远新出来时对我说:“幸亏他先去了(引者注:指周恩来去世),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选好了,这是大事。”

后来,毛远新又来向主席汇报说:他把指示向王洪文、张春桥传达了。王洪文表示同意主席的安排,张春桥则没有什么表示。在政治局传达时,大家都认为主席看人看得准,选得好。

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很高兴。

后来,江青也打电话来,让我们报告主席说:华国锋这个人,主席选得好,他两边意见都能听,她对主席这项决定很满意。

汪东兴也特意来见主席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的(得)实在好,我举双手赞成!此项决定,大家都很满意。你要吃好、睡好,其它事,我们来办。”

主席听后,非常兴奋,说:“华国锋不但有地方工作的经验,省委工作的经验,还有中央工作的经验。”

1976年4月30日,午后,毛主席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同志陪见。接见后,华国锋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向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华国锋返回来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场。华国锋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经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就把上面的话重复了一遍。

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我也听不清楚。主席就要纸和笔,我扶着他,主席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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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类似的话主席不止一次地当面对周总理、邓小平同志也说过,例如:小平同志推荐###、万里同志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铁道部长时,主席也十分赞扬,说:“很好。你办事,我放心。”

在1月21日、28日,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然后又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正式向全党下达这一决定。另外还宣布,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意味着毛泽东否定了张春桥当总理的可能性。

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意味着毛泽东依然冷落了王洪文。

个子比张春桥高出一头,年纪比张春桥小四岁的华国锋,讲一口山西话,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物。论政治手腕,论笔头口才,都不如张春桥。这个山西大汉突然冒了出来,使张春桥的总理梦又一枕黄粱,化为泡影!

华国锋这人,如同他写的颜体字那样,毕恭毕正。虽说他的字写得并不算好,却从不潦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一年诞生——1921年。因此,他可以说是“党的同龄人”。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过是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他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在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1938年,十七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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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十九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是个山谷林密的地方。这一年,华国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不久,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华政委”之称,便始于此时。

1949年8月,位于洞庭湖南岸的湘阳县城插上了红旗。随军南下的华国锋,被任命为这个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二十多年。

1952年,华国锋被调往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几个月后,提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

1954年,华国锋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当时,就连华国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那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1955年7月,当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三十四岁的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故乡泥士芳香的文章,毛泽东读来颇感亲切,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留着平头、神态激动的华国锋。1955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个地委书记,能够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讲话,是很不容易的了!经过这次会议,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

“你是我的父母官哪!”毛泽东一句戏言,说得本来就很拘谨的华国锋,很不好意思起来。

“你是个老实人!”毛泽东又夸奖了一句。

华国锋回湖南之后,不久就升为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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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盛夏,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也就是第一次庐山会议)。6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当时,江青在杭州休养。毛泽东在长沙约见了华国锋。在谈话中,毛泽东透露了口风。想回故乡看看。华国锋立即安排了毛泽东的湘潭之行。

阔别故乡三十二载,毛泽东终于在1959年6月25日傍晚,回到湘潭韶山冲。毛泽东睡在家乡的硬板床上,思绪万千,哼成了那首着名的七律: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寂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大抵因为在故居见到挂在壁上的亡妻杨开慧的照片,触动了毛泽东对前妻贺子珍的思念。毛泽东上了庐山之后,派车把正在南昌闲居的贺子珍接上山。别离二十多年,毛泽东终于与贺子珍重逢。不料,消息走漏,江青闻风,从杭州打来长途电话,说是马上前来庐山。贺子珍才在山上住了一夜,便被毛泽东匆匆送下山了。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彭德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受到了牵连。周小舟是毛泽东的同乡,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

毛泽东下山之后,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此后,毛泽东一到湖南,华国锋便陪伴在侧。毛泽东总是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1963年10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确立了华国锋在湖南的稳固地位。

1968年4月8日,当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华国锋出任副主任。1969年,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之中。华国锋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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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当时,华国锋不过四十九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在“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毛泽东在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仍身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于1972年病逝之后,华国锋被毛泽东提议担任这一职务。公安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1973年5月,当毛泽东正式表明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让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毛泽东也把华国锋视为“后备”的接班人,与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引人瞩目。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不那么惹人显眼而已。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张春桥和他的伙伴们费尽全力,终于扳倒了邓小平,毛泽东却把大权交给了华国锋。

挫败“四人帮”的夺权阴谋,毛泽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已经看出,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正觊觎着中国的最高权力。虽然这一次毛泽东选定接班人,又一次采用了由他个人指定的这样并不恰当的方式。

四年前,就在毛泽东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时候,已考虑到华国锋。不过,当时他更倾向于王洪文。

1973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和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4年冬,在“四人帮”组阁阴谋甚为活跃之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充分表示了他对华国锋的信赖——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图文转自网络,未经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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