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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口流失】东北人口10年流失100万,高层次人才居多

【东北人口流失】东北人口10年流失100万,高层次人才居多

央广网北京11月27日消息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近年来经济一直处于“筑底”阶段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正在酝酿新一轮的振兴政策。然而,人才流失的困境却让外界普遍担忧。甚至有媒体报道说,东北每年人口流出多达100多万。国家发改委近日回应了这一说法,称数据并不准确。

国家发改委:每年人口流出100多万不准确

“东北的人口问题没有网上传言的那么严重”,这是国家发改委振兴司司长周建平给出的正式回应。按照周建平的说法,根据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进行分析,基本上,100多万的流出人口数量是近十年累计的总量。

另有来自金融机构的统计结果显示,2015年辽宁、黑龙江的常住人口分别是4382.4万人和3812万人,只比前一年分别下降了8.6万人和21万人。

【东北人口流失】东北人口10年流失100万,高层次人才居多

东北流失人口中高层次人才占多数

从人口普查和金融机构给出的统计数据来看,东北的人口流失问题并没有传闻中那样严峻,但是发改委还是表示了担心。因为,在东北流失的100多万的人口中,高层的、管理层的和生产线的骨干力量占了多数。

由于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设备和技术老化,竞争力下降,经济发展步伐相对缓慢。2016年上半年,吉林GDP增速为6.7%,黑龙江为5.7%,辽宁则为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工业企业已经处于生存线的边缘。而人才的流失更让企业雪上加霜。

【东北人口流失】东北人口10年流失100万,高层次人才居多

青壮年人口比例下降东北遭遇人口“低增长”

另一方面,东北人口问题还在遭遇“低增长”的困境。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全国生育率为1.18,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只有0.74、0.76和0.75,远低于全国水平。人口流出,再加上超低生育率导致的青壮年人口比例下降,成为东北振兴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

央广经济时评:留住人才、用好人才东北振兴才有“底气”

关于这一话题,经济之声评论员崔砚冬、汪威进行了评论: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人才的作用很关键。当前东北经济的低迷,伴随着人才的流失。国家发改委振兴司司长周建平所说,“东北人口流失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要承认,10年流失的100多万人中,很多都是高层、管理层的人才。”

【东北人口流失】东北人口10年流失100万,高层次人才居多

其实,东北在人才方面有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以辽宁为例,全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达8035名,位列全国第5位。可以说人才数量并不少,人才质量比较高,现在的关键是,怎么让这批优秀的人才安心留在东北,为他们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为他们营造创新、创业的空间。

一位核电央企的高层透露,企业曾经委派辽宁某国企的两名技术人员前往国外学习,但是这两名技术人员在回国后,却被外地企业挖走,离开了辽宁。而这样的情况在东北并不少见。

一方面是现有人才“飞走”了,一方面是未来的人才“留不住”。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今年第三季度,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就业景气指数分别为1.75、1.69和1.59,东北地区为1.4,工作机会最少。而毕业生最为看重的薪酬方面,长春、哈尔滨和沈阳在全国34个主要城市中分列倒数第一、第二和第六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东北人口流失】东北人口10年流失100万,高层次人才居多

留不住人才,就不可能谈东北的振兴。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一个地区的人才流失与经济下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而且彼此还相互作用。经济的落后,导致了没有人才的发展空间,致使人才出走,又使经济无法发展。东北的经济就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怪圈。

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东北地区相关政府和部门也曾想过不少办法。海外招聘、高薪留人,可想要留住人才又绝非提高薪水这般简单。与东南沿海相比,东北一些地方政府的手还是伸得太长,市场的手又显得太弱。表面上的留不住人才,实质上却是东北陈旧的体制机制的反映。

振兴东北,留住人才是关键。“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对东北来说,这绝非一句笑谈。东北地区要想留住人才,别无他途,唯有改革。只有大力破除体制机制的顽疾,打破不合理的条条框框,打造人才成长和发展的环境,如此,才能吸引“大雁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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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深人口调控:困局与突围

孙先生每天乘坐“8”字头公交车往返于河北燕郊与北京国贸之间,既“漂”在北京也“漂”在燕郊。他说,在北京、河北现行的落户政策下,教育、社保等问题都很难在两地解决。

销售工程师卢俊波在上海一家美资企业工作,每周五都要搭乘高铁返回无锡的家中。“无锡的房价比较低,我买时每平方米不到1万元。无锡到上海的高铁时间只要40多分钟。”这位新“长三角人”说。

随着今年8月北京积分落户政策落地,北上广深四个人口净流入大城市均已明确这一落户“管道”。北京等超大城市的积分落户政策与人口总量调控紧密衔接。专家认为,户籍政策有序放开与城市规划疏解需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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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线施压超大城市

北京市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城六区(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区)人口同比减少11万人;上海市统计局今年2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末上海常住人口总数比2014年末减少10.41万人。这是新世纪(19.710, 0.00, 0.00%)以来,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降幅为0.4%;而根据广州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广州市“十二五”期间常住人口总共仅增长了30余万人,增速较“十一五”出现阶段性放缓。

《关于北京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指出,尽管北京市2016年上半年常住人口增量、增速较上年同期均有所降低,但总量仍持续增加。从布局看,上半年北京城六区人口减量占全年任务的比重较低,年底实现城六区人口由增转降、完成全年的调控目标,任务十分艰巨。

根据此前北上广深设定的各自的人口红线,今后五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增长空间分别为129.5万人、84.73万人、199.89万人、342.1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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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新出台的积分落户政策,北京市有关部门表示,北京的户籍制度改革将统筹首都人口调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求,坚持总量控制、有序推进的原则,把握好积分落户政策与人口调控目标的有效衔接和平衡。

积分落户政策与人口调控如何有效衔接,也成为上海、广州、深圳等国内超大城市面临的问题。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的四项原则之首,就是“坚持总量调控、结构优化……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综合解决人口总量、结构、布局问题。”从公开数据看,上海、广州此前实现积分落户的人数年均也仅有500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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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劳动力供给2020年或现拐点

多位专家指出,国内超大城市人口调控与疏解面临的问题,反映出中国城市人口结构、都市圈人口汇集等深层次问题。超大城市人口布局和调控,应该指向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匹配平衡的目标。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从空间结构上看,特大城市都存在中心城人口比重偏高、人口密度过大的问题,需要向外围区域疏解人口。从年龄结构上看,特大城市户籍老龄化比较突出,特别是中心区尤为严重。

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尹德挺指出,人口疏解不能伤害城市自身活力,忽视对部分行业劳动力的刚性需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已成为北京黄金年龄段的就业主体,如在北京16-19岁、20-24岁、25-29岁的常住就业人口中,流动人口分别约占92%、70%和54%,部分行业对流动人口的刚需增强。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如果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北京劳动力供给拐点则可能出现在2020年前后。这是因为支撑北京流动人口供给的五个大省——河北、河南、山东、安徽、黑龙江,五省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会在2020年以后呈现减少态势,合计将缩小约400万人左右,届时可能会对北京劳动力资源的补给产生一定影响。”尹德挺撰文指出。

对此,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表示,对于大城市的人口调控,更应该注重人口结构、素质和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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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圈人口须统一布局

除了超大城市人口结构问题,近年来北京、上海周边的燕郊、昆山房价暴涨,还让社会各界认识到大都市圈人口统一布局的重要性。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认为,目前工作在北京、上海,居住在燕郊、昆山等潮汐式工作生活带来的交通、教育、医疗等问题,仍然需要大力统筹协调解决。

有专家曾测算,按2014年末昆山全市流动人口达175万人计算,如果每个外来人口市民化社会成本约为15万元至20万元,政府需要投入超过2600亿元。

张车伟认为,城市在向外扩张的同时,相应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适时跟进,合理配置,才能促进人口的空间优化。在都市圈,应加强中心城市与其它城市的密切联系,加快同城化进程,促进公共资源在城市间和区域间的合理分布。在疏解特大城市中心城非核心功能的过程中,应积极对接产业转移,合理规划产业布局。选择在人口居住密度高且规模较大的区域附近布置相关产业,吸引就业人口从中心城区向郊区新城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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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人口比例不宜超40%

结合国内外大都市人口调控的经验,一些专家提出,中国特大城市人口调控应通过优化人口空间布局,改善人口结构,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匹配平衡。

首先,应通过设置结构性指标,优化人口空间分布。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从人口分布的角度来看,国际大都市都呈现从中心向外围扩张的态势,逐渐形成规律性的圈层空间结构。以纽约为例,纽约大都市圈由内而外分为四层,分别称为城区、内环、中环、和外环,各层人口比例分别为37%,23%,28%和12%。伦敦都市圈分成内伦敦和外伦敦,人口比例分别为40%和60%。可见,中心城区人口比例以不超过40%为宜。

对此,应通过产城融合构建职住平衡体系。郊区新城应积极承接产业转移,解决职住分离问题。在疏解特大城市中心城非核心功能的过程中,应发挥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低廉优势,按照整体功能定位,积极对接产业转移,合理规划产业布局。

第二,应以公共服务和资源引导人口流动,保持人口活力。

尹德挺认为,北京需要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给京津冀地区其他城市留下更多的发展空间,必须通过城市功能的转移、产业链条的整合、交通规划的串联以及科技文化的引领,带动首都人口的输出,促进周边城市的人口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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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大城市病向外蔓延

有专家指出,人口调控需要在平衡各方利益和综合全局政策的背景下,结合中国现阶段城市发展规律和户籍改革方向进行探索。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燕郊、无锡等本属于京沪都市圈的地方,无论在人口还是经济统计,都与京沪无关。这些行政区划上的割裂,必然会导致公共资源投入的失衡,进而制约都市圈人口承载力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与此同时,还有可能导致大城市病从大城市向外蔓延。

张车伟认为,通常所认识的大城市病主要是指中心城存在的问题,所以以往人口调控主要在市域内进行。但在要素流动日益自由化和交通、通讯技术日益改进的今天,城市功能区域与行政区域往往并不匹配,各种人口问题的产生都与这种不匹配紧密相关。随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一个大城市人口的调整显然需要依托于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周边区域。

“在人口调控中应重点解决中心城区人口过密问题,也要统筹都市圈的产业布局、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引导人口合理聚集。”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认为,在中国城镇化道路的过程中,区域内的人口调控与户籍政策要有序放开,同时推进,不能偏废。

多位专家指出,只有从区域大局协调落户政策、人口布局,才能防止城市病向大都市圈内其他城市滋生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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