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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退休局长遇害】逝者 | 叶落西安

【西安退休局长遇害】逝者 | 叶落西安

在母亲的葬礼上,作为长子的我代表亲属讲了几句话。那时突然觉得,对于母亲来说,我竟然是个陌生人。少小离家,几十年仅仅每隔三两年回去看看,进门、问好、奉上礼物,商定去哪里吃一顿,之后就有了该打道回府的想法。

我们家是个非正常的中国式家庭,从小到大,我没见过父亲的任何家人,母亲这一支也就幼年时见过外婆。小时候填写各类表格,家庭成分那一栏,总是填“地主兼资本家”,很让人抬不起头。即便“文革”后恢复高考,出身问题也把我搞得心意阑珊。

直到葬礼时,母亲单位的领导念她的履历,我才得到官方定论。母亲祖籍河南内黄,生于成都,长于重庆。她的父亲是一名国民党官员,什么级别不清楚,只是听她说过,她们家当时在提督街上有一座院子,小楼前面有荷花金鱼塘。母亲的表妹曾说,你妈妈当年是提督街上的大小姐,出门坐滑竿,要跟卫兵的。外祖父没到新中国建立就去世了,昔日我家的境况与当下地覆天翻,不敢以此为荣耀,避犹不及。

母亲是建国后西南师范学院的第一批毕业生,“西师”两字,我们小时候总在不经意间听到。这个词总像一团火光照亮母亲的眼眸。去年,我去新建的大学城住了三天,看着那么多年轻的孩子在花草中畅游,心想那个时候的母亲一定也是如斯的花季少女。

父亲是母亲的同班同学,一个执拗的康定男人,据说家里是当地有钱人,他是庶出,很小就被他爹送到重庆读书,外号“小蛮子”。中学生的他就敢和驻渝美军在球场上打架,后来少不了命运的折磨。先是流放到偏远之地,再是被关牛棚,再后来插队到毛乌素的“大学校”去改造。他只是偶尔来次“快闪”式的回家,那些年我们家只有母亲这个顶梁柱。说真的,我记住的母亲的动人细节寥寥,小时候的事情太过久远而模糊了,长大后习于客套,也没有那么走心。

倒是记得1967年秋,父亲突然胃部大出血,母亲搞到了一辆救护车,把那个阴郁的男人送到几百公里外的附属医院,还把正在扫厕所的“反动权威”拉到手术台上,给父亲切掉了三分之二的胃,救了他一条命。上手术台时,父亲的瞳孔都散了。

后来,在那么偏远的地方,母亲会给父亲每个月搞回来三斤大米,因为吃米长大的他们觉得那个东西才金贵和对口味。我们那时碰上一回大米饭,也都是给父亲一半,然后姐弟三个再守着筷子划开的小堆悄悄地解馋。

在那片荒凉的土地上,我们也有快乐的时候,就是过年吃母亲做的年夜饭。其中有道菜叫“夹沙肉”,像扣肉一样,夹满了豆沙馅,撒上白糖,实在难忘。后来在一家川菜馆找到了类似的食物,菜名叫“甜烧白”,但还是不太对劲。回家过年屡次想问问“夹沙肉”可不可以再做给我们学学,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遗忘。现在留下了一份念想,不仅在心,也在口唇。

父亲“改正”后,两个爱吃米的人到了西安,母亲总说“老陕”的面食没有味道,他们基本还是吃米,但慢慢就有了“老陕”的味道,尤其是她各式各样的凉拌菜。

再后来,母亲做家务摔了几回,有一次摔断了股骨颈。“最后一摔”的一年后,母亲走了。我一直懵懂觉得还能回家见到她,后来想,不会了,从此我也就是匆匆西安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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