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骷髅头包装涉违法】经学的想象——戊戌变法背后的思想“推手”

撰文:向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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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家曾朴续写完成《孽海花》,他曾提到其写作的初衷:“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较的廊大。”小说的第十一回“潘尚书提倡公羊学,黎学士狂胪老鞑文”,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剑云道:“那里敢说精邃!不过兄弟常有个僻见,看着这部《春秋》,是我夫子经济学问的大结果,起先夫子的学问,本来是从周的主义,所以说‘郁郁乎文哉,我从周’。直到自卫反鲁,他的学问却大变了。他晓得周的制度,都是一班天子、诸侯、大夫定的,回护着自己,欺压平民,于是一变而为‘民为贵’的主义,要自己制礼作乐起来。所以又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改制变法,显然可见。又著了这部《春秋》,言外见得凡做了一个人,都有干涉国家政事的权柄,不能逞着一班贵族,任意胡为的,自己先做个榜样 ,褒的褒,贬的贬,俨然天子刑赏的分儿。其实这刑赏的职分,原是百姓的,从来倒置惯了。夫子就拿这部《春秋》去翻了过来罢了。孟夫子说过‘《春秋》,天子之事也’。这句还是依着俗见说的。要照愚见说,简直道:‘《春秋》,凡民之天职也。’这才是夫子做《春秋》的真命脉哩!当时做了这书,就传给了小弟子公羊高。学说一布,那些天子诸侯的威权,顿时减了好些;小民之势力,忽然增高了。天子诸侯哪里甘心,就纷纷议论起来,所以孟子又有‘知我罪我’的话。不过夫子虽有了这个学说,却是纸上空谈,不能实行。倒是现在欧洲各国,民权大张,国势蒸蒸日上,可见夫子《春秋》的宗旨是不差的了。可惜我们中国,没有人把我夫子的公羊学说实行起来。”尚秋听罢咋舌道:“真是石破天惊的怪论!”筱亭笑着道:“尚秋兄,别听他这种胡说,我看他弄了好几年公羊学,行什么大事业出来?也不过骗个举人,与兄弟一样。什么‘公羊私羊’,跟从前弄咸、同磨墨卷的,有何两样心肠?就是大公羊家汉朝董仲舒,目不窥园,图什么呢?也不过为着天人三策,要博取一个廷对第一罢了。”菶如听了剑云的话,正不舒服,忽听筱亭这论,大中下怀道:“筱亭兄的话,倒是近情着理。我看今日的典礼,只有姜、米两公是应该祭的,真所谓知恩不忘了。”龚和甫听了,绉着眉不语。八瀛冲口说道:“菶如,你不懂这些,你别开口罢!”回头就向尚秋、筱亭冲口说道:“剑云这段议论,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私见。上回有一个四川名士,姓缪,号寄坪的来见,他也有这说。他说:‘孔子反鲁以前,是《周礼》的学问,叫做古学;反鲁以后,是《王制》的学问,是今学。弟子中在前传授的,变了今学一派。六经里头,所以制度礼乐,有互相违背,决然不同处。后儒牵强附会,费尽心思,不知都是今古学不分明的缘故。你想古学是纯乎遵王主义,今学是全乎改制变法主义,东西背驰,那里合得拢来呢?’你们听这番议论,不是与剑云的议论,倒不谋而合的。英雄所见略同,可见这里头是有这么一个道理,不尽荒唐的!”

【骷髅头包装涉违法】经学的想象——戊戌变法背后的思想“推手”

《孽海花》封面

《孽海花》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后来便有人甘当“索隐派”,考索其中人物事件的真实性,而里面的一些描述的确可以帮助后人更加贴近地想象当时士人的生活场景。以上文字中,剑云便是江标,筱亭是费念慈,尚秋是袁昶,菶如是陆润庠,龚和甫是翁同和,八瀛是潘祖荫,缪寄坪是廖季平,姓唐名犹辉者即指康有为。透过这番谈话,可以明白:晚清经学的变异,尤其如公羊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与晚清士人的现实政治追求有关。这里面的人物有好几位也正属于当时的“清流派”。一些人面对外来政治新学说的涌进,并不热衷于直接拿来,却在自家的经书库存里攫取。他们虽为当时京城中的士人显贵,但也都以平民自居,希图改革当下的政治制度。

其中提到廖平的《今古学考》在士人中传阅。廖平在尊经书院的昔日同窗岳森,在从北京寄给廖平的信中说:“京师讲学之风盛于乾嘉,中间衰竭,近今复炽。一时贤大夫多乐束身修业,静理朴学者,有五老七子之目。五老者,潘、翁、徐、黄、李是也。七子者,王公益吾、李公莼客、宗室公伯兮、王公廉生、张公野秋、黄公仲韬、蔡公千禾是也。同声应和,共襄文治。而翁老适总监务,王盛相继为祭酒,千禾先生适管南学,是以大学有振顿之日,国子有中兴之象……往者书到之日,留一部自读。呈蔡先生一部,请其阅讫转递讲学诸公。嗣见诸公颇见推许,亦有微词。”当时岳森正在京城南学任教,他将廖著《今古学考》在士林中传播,且很快得到不少人的反馈。那么,《孽海花》的这段描述应该有所根据的。关于潘祖荫熟悉廖平新著的主要观点,甚至还向他的同仁复述,这也是有所本的。1886年,廖在四川刊刻《今古学考》。1889年,廖平进京参加当年的科恩会试。因为他在殿试的试卷上写错一字,本来该罚停考试,结果正是潘祖荫力保,他才最终通过,中式第三十二名——不过,他由此失去了入翰林的机会。假如潘祖荫没有早已注意到他的个人著作,应当也不会出面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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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廖平

廖平于1852年出生于四川井研的农耕之家。青年时候,他的父亲便因为他记忆不佳希望他放弃读书。他不仅没有身在读书世家,就连他所在的四川也在帝国学术谱系的边缘地带。廖平的晚辈吴虞曾说:“余常谓蜀学孤傲,不仅受南方人士之排抑(正续两《经解》、正续《碑传集》、《文苑儒林》,皆不收蜀人),即蜀中大夫,亦未尝有崇拜维持之事。”的确,无论是正统的经学还是文章之学,在有清一代,四川的读书人似乎很难走在帝国前列,像江南的文人学士那样影响着“天下”的风气。兴起于乾隆、嘉庆时候的主流学问,廖平在二十多岁入成都的尊经书院之前竟然不曾听闻过。五口通商之后,像王韬、康有为等人身处或毗邻口岸城市,较为方便地接触到外来新说,成为早期的口岸知识分子(treaty port intellectuals,这是最早由柯文提出的概念)。而廖平的早年时代,无论在成都还是井研,外来文化的冲击又比在条约口岸微弱不少。

而在千里之外的京城,廖平这样的边缘读书人,不过三十来岁,还未有进士的头衔,竟然能引起当朝显贵的关注。假若不是因为显贵们也希图改革朝政,在廖平的著作里感受到了某种冲击力,《今古学考》又如何能在他们中间传阅?

2

经学的系统

《今古学考》曾被认为是晚清学术史上极为重要的著述。在它问世约七十年后,顾颉刚在20世纪50年代的日记中写道:“(1957年7月4日)廖氏《今古学考》尚系予四十年前所读……此书甚多精湛之思,惜引其绪而未申,康氏为之条理,遂使人豁然。”而以经学史闻名于世的周予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完成了《经今古文学》,影响颇大,奠定了周在学界、思想界的地位。但其主要观点基本脱胎于《今古学考》,似为后者的白话译本。钱玄同对此提出异议,且称周予同为“廖倾”,他说:“友人周予同兄之《经今古文学》,我也以为不对,因为他的见解是‘廖倾’的,而且他不仅要析汉之今古‘学’,还要析清之今古‘学’;而且他竟认所谓清之今古文‘学’与所谓汉之今古文‘学’是一贯的:这都是弟所反对的。”那么,钱玄同因不认同廖平《今古学考》而对周予同的这本新作不以为然。在他心中,汉代的经学并不像廖平、周予同所描述的那样,存在着极为清晰的系统脉络,清代的经学派别看似承接于汉代,但存在着其自身的特征。

【骷髅头包装涉违法】经学的想象——戊戌变法背后的思想“推手”

《今古学考》

而与廖平并无接触的胡适在1922年的日记中写下:“中国很少精心结构而有系统的著作。”他又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二十多种的著作才能算得上是有系统的,廖平的《今古学考》便居其一。对于“系统”,胡适解释道:“凡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学说,总有一个系统可寻,决不致有大相矛盾冲突之处。故看一部书里的学说是否能联络贯串,也可帮助证明那书是否真的。”那么,在廖平的《今古学考》一书中无矛盾冲突,而更重要的是,廖平在他的这部书中也是要提供两条内部无矛盾的系统——经今文学和经古文学。

也就在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里,就廖平这本爆得大名的著作也形成了两种截然有别的看法。对于胡适、周予同等人而言,廖著清晰还原了过去学术史上的系统,也就有功于“整理国故”。但是,钱玄同竟视这样的系统为子虚乌有。同时,无论新文化干将们对《今古学考》有怎样的重视、青睐,其动机当有别于生活在帝制之下的潘祖荫。

事实上,身处边缘的廖平为还原经学的系统而为人所知,但他的这种追求在当初也显得极为“异端”。

廖平在二十五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说文解字》,到了二十九岁便已无法接受张之洞广为倡导的“汉学”,“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而他至此不过接受了四年“汉学”的训练。比他年轻十来岁的章太炎在十七岁的时候便已经“初读四史、《文选》、《说文解字》”。章太炎在二十三岁入诂经精舍随俞樾学习经学以前,已经阅读过唐人《九经义疏》、顾炎武《音学五书》、王引之《经义述闻》、郝懿行《尔雅义疏》,还用两年时间阅读阮元编订的《学海堂经解》。

1883年,廖平到北京参加会试,路经山西的时候,他特意拜见了张之洞,张感觉到了他在治学上的异端倾向,“仍以风疾马良相诫,并以治小学相勖”。而让他甚感欣慰的是,张之洞向他引荐了在山西讲学的王霞举。廖平觉得王的治学代表了北方学人的风格,他说:“北学简要,纲目在心。学者学之,固易于入手,用之尤端委了然,以其精而不博,最便初学。南学繁杂,窾要在泛博,览观既难于默识,临事更乱于辨说,以其博而不精,故非初学所宜……北学中材以下尚可勉为之,南学则非上智不能谭。北学用三年功夫便有规矩,南学则非三十年不能成家。”廖平应该是在王霞举那里见到了有别于“国朝汉学”的另一种治学路径。他所谓的“南学”便是指兴起于东南士人当中的 “国朝汉学”——而这又是张之洞希望在四川普及的研治经学的范式。尊经书院推行“国朝汉学”,廖平已对此产生了抵触情绪;而王霞举既然为张之洞所重视,而又不属于“国朝汉学”中人,倒采取一种简易的治学方法,能依此方法迅速地在经学上有所成就。同时,廖平不久就设法在经学上与他的老师王闿运保持距离,否则不会一开始便重视《谷梁春秋》(王闿运重视《公羊春秋》),甚至认为此方是三传当中最为完美的经典。他在经学研究上表现出的锐气和急于立新的态度也都该为王闿运所察知,而且引起了王内心的厌恶。

王闿运在光绪十年(1884)正月廿三日日记中还挖苦廖平的五短身材。同年六月廿九日的中又说廖“嗜利悻愎”。对于廖平一心治《谷梁春秋》,可从下面一则材料猜想到王闿运的态度:

(光绪十四年八月十三日)放牌迟于常年。看经题,乃用伪古文《书》,招牌打尽矣,王君豫犹欲张毛帜,廖季平治《谷梁》类也。未便深言,又未知其诚否,然不敢戏谈,盖言经不可游移,守汉法也。

伪古文《尚书》经过阎若璩的考证之后,便该清理出经书谱系当中,而却出现在此年的科考题目之中。科考题目一般反映出命题者的立场,尤其是他们对于经学的偏好。潘祖荫常常选拔那些在试卷当中引论《公羊春秋》的学子,而他身边也正团结了不少崇尚公羊学的士人。士人以经书为“招牌”,就该是以经书旗帜鲜明地表现出独有的立场。而可供选择的经书毕竟有限,便有人竟以公认的伪经来作为“招牌”,因此王闿运说“招牌打尽矣”。同时,他已经明了,廖平治《谷梁春秋》不过也是急于标明自己独有的立场,当然也是急于与他独标的《公羊春秋》形成区隔。这该正是王闿运评价这位学生“嗜利悻愎”的原因之一。

而从此之后,在王闿运的日记中,已难以见到对于学生廖平的好评。到了光绪十五年,他离开四川三年后,他给颇为欣赏的学生宋育任的信中说这位昔日门生“轻躁”。在民国三年(1914)五月二日日记中王闿运写道:

袁珏生来,言赵次公将来,欲我为荐人。余以修史当悉用翰林,方能截断众流,使廖经师、萧雷公无处安身也。

王此时已是八旬老人,应袁世凯之请任国史馆馆长。廖平这时候也算是大名在外,而王闿运竟然要让他“无处安身”,那王对这位门生的极深成见至死不变。

从光绪五年到光绪十年之间,也该算是廖平在思想上非常活跃的时期,一方面对书院所教授的内容不满,另一方面又要为在经学研究上自寻出路。而张之洞当初担任四川学政,接着创办尊经书院,多少类似于汉代的“文翁治蜀”,希图培养当地的读书人,有功于教化一方。而他在书院提倡的学术范式“国朝汉学”滥觞于江南士人,讲求经书字义的考证,由文字而通经义,不需要像宋代儒者那样讲求大义,而重在微观的考索,这的确需要有扎实而又漫长的训练。而廖平在山西见到王霞举,如遇知己,他把“国朝汉学”视为“南学”,认定了在此之外还有其他优良方式的存在。可以说,除了最初在尊经书院不得不接受“国朝汉学”的训练,终其一生,廖平都在对“国朝汉学”予以了猛烈的抨击。

【骷髅头包装涉违法】经学的想象——戊戌变法背后的思想“推手”

《全体新论》的作者合信(摄于广州)

他不光将王霞举视为同道中人,还能在刚出版的译著新说中寻找学习经学的新方法。他说:“观人一节,能知长短,此治经之切法……须有西人《人体新论》心思乃可。”《人体新论》该为《全体新论》,这是由英国人合信(Benjamin Hobson)与中国人陈修堂合著,1851年出版,为在中文世界中的首部人体解剖学读本。这本书固然可增长他的医学知识,但落实到经学研究中,他强调“心思”的变化。心思一词可表达为认知方法(methodology of cognition)。既然人体是一大系统,每个器官都处在这个系统的不同位置,发挥相应的作用,所以说“不知部位者,即不知病源”。那么,任何一大机体都不该是由一堆毫不相干的部件杂糅而成,相反的是,这些部件共同围绕在一个大系统上,彼此协作;如果某些部件不能在大系统当中发挥作用,则可以不加以重视。在这种认知方法的指引下,便可以将任何一个能够散发出能量的对象视为有机体,里面分布了一套体系,所有的经书便可作如是观。

当廖平的“心思”一变,他便认定了“国朝汉学”无法发现到有如人体系统一样的经学系统,他由此新路径完成了《今古学考》。

他称颂清代学者陈寿祺辑佚的《五经异义》。这书为汉代许慎所著,但失传已久,廖平坚信能从中发现未曾注意的系统。他通过当中记录的不同经学家法,而明白在西汉时代由经师们所传承的经学谱系里面存在着今学和古学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本身互不相涉,并列存在,但是每一大系统内确实存在着环环相扣的元素。如果经学是一大人体的话,那么,今学与古学便如同这人体之内的骨架。《今古学考》有这么几点主要论点:

(一)经学的核心问题是政治制度,其他问题都属于末节。这等于是说,若像“国朝汉学”那样重视文字训诂,就是背离了经学的根本所在。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现实“通经致用”的旨意。

(二)今学与古学分别由一部经典为核心,前者是《王制》,后者是《周礼》,而二书正记录了两套不同的政治制度。廖平用《王制》来作为今经文学的纲领性文献,也引用名儒俞樾的成果。

(三)这两套系统都出于孔子,古文经学是由孔子早年所教授,而今文经学是在晚年传授。江瀚在给廖平的书信当中便已指出,这个说法当是他受到了王阳明之“朱子晚年定论”的影响。而若与“朱子晚年定论”相类比的话,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在廖平心中,孔子的晚年说法才更为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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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制》

在《今古学考》中,廖平以《王制》和《周礼》中记录的制度来平分今古学,似乎并没有强调二书所记录的制度有何优劣,甚至于要极力按捺住主观的判断,以至于后来的学人要说这本书的观点是何等“公允”。但是,他在书中的“经话”部分,也说:“数传之后,今学至大师数千,古学之绝也,不亦宜乎!”那么,被记录在《王制》中的制度就该更合时宜了。他之前将《王制》作为经今文学的“大纲”,到了他作《知圣篇》的时候,便将《王制》作为群经总传。《王制》一直被收入《礼记》;而《礼记》与《仪礼》、《周礼》并列,被合称为“三礼”。而将《王制》与《周礼》并肩,《王制》一篇的确享受了从来不曾有过的待遇。

廖平认为,秦汉战国的时候,政治制度皆参照《王制》而设,而到了北周时候才让《周礼》的制度在现实政治空间中得到实现,不过《王制》才是永世可采的制度经典。这里面的制度本足资借鉴,但后人却不知道其中的奥妙。

他还认为,学校、选举等在当时认作先进的制度,在《王制》当中却能得到印证。换言之,如果有人在抱怨时下政治制度的缺陷,那不过是他们未能意识到一部完美的制度经典被忽略了。廖平围绕《王制》这部经典也作有多部论著,包括《王制凡例》、《王制订》、《王制集说》等。他还曾计划完成其他相关论著。他甚至将其著作《王制辑证》推荐给经学初学者,认为从此而入方能得经学的精华,不必在文字名物等“无用”之学上多费时日。

而在历史上,对于《王制》的作者并无定说,比如,司马迁认为此篇出于汉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年),卢植认为汉孝文皇帝令博士作,郑玄认为此篇当在孟子之后。但是,在《今古学考》中,廖平认定了它与孔子的直接关系。几年之后,他又在《古学考》中说:“凡《王制》所言,皆六艺之纲领,仲尼没,弟子乃集录之。六经制度,全同此书。”

他认为《王制》所提供的一整套政治制度有着极大的优越性。他曾设想过要作《王制遗政考》,可惜此书不存,或者他根本就未完成。而在他的著作之中,很少有直接评议当下政治制度的文字。但是,他的确曾经讨论过《光绪会典》,在他讨论《光绪会典》的文字中还能感受到他对于《王制》的特别用意之所在。他在《会典学十要》中说道:

六部分职肇于北周苏氏,历代相承。盖秦以下者皆用《王制》三公五官之法,明初废宰相,分权于六部,乃仿北周,以《周礼》六官为主。经立标准,历代帝王卿相心摹力追以求得其仿佛。今推本于经以明俟后之旨。

明初废宰相,相权旁落,皇权独大。廖平用心于《王制》,不能不说与“三公五官”之制大有关系。《王制》中记载道:“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五官”分别为宰冢、司空、司马、司寇、司徒。而《周礼》中所记“六官”分别为天官宰冢、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记。那么,“五官”与“六官”的差别便在于:《周礼》当中多出“冬官”,而该篇被认为已经遗失,后人用《考工记》来替代;而“六官”无“五官”之司空,“五官”无“六官”之宗伯。对此,廖平的解释是:

天地四时即《大学》之上下前后左右,又如《尚书》羲和掌天地,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掌四方,实则所掌皆天地四方之事,如元之行中书省,不治师之事。故《周礼》以天地四时所名之六官皆为行者,以下司徒、司马、司空、宗伯、司寇之五官乃为居者。故汉魏以下,以三公为宰相,司寇、宗伯为二卿。《左传》、《大戴礼》、《礼记》皆言五官,无六官之文。《周官》且有五官奉六牲之明文,后人以《考工记》补“冬官”,必于居者与行者数目相符,乃汉儒之误。盖行者之官,四方皆通,但列其名,不必言其职掌。《考工记》既名为记,不可以补经。

廖平区分了“行者”与“居者”,前者就是指地方官员,后者是中央要员。而六官皆属于“行者”,宰冢、司徒、宗伯、司马、司寇等五者与“以天地四时所名之六官”本来是各自独立的,而与《王制》当中的“五官”同属一类,地位地位稍次于“三公”。但《周礼》“六官”的确是大清政治制度的重要参照,那么,如果廖平的说法成立,这就等于是说,《大清会典》效法《周礼》六官所作的制度,从根本上就忽略了“居者”的地位,更何况在《周礼》当中原本就没有“三公”的记录,在这样的经典当中也找不到“宰相”的痕迹。在他眼中,宰相即师,他们不光在政治权力上当与皇权有所抗衡,而且要成为国家的道德代表,这样才能掌控宣教的权力。

因此,廖平所谓的开启士智与他宗奉《王制》的关系便在于,《王制》为宰相的设立提供了更为明了的经典支持,且士人能够真正掌控国家宣教的权力。但是廖平对此的表达是相当隐晦的,他并没有全面详细地来表达《王制》本身在现实政治中的优越性。

当然,廖平对于《王制》的宗奉,在当时并非无响应者。身在湖南的皮锡瑞就作有《王制笺》一书,虽然皮锡瑞并没有在书中提及廖平,只承认受到了俞樾的启示,但他在日记中已经说明他曾十分留意廖平的著作,那他对廖平的这个新颖的观点也当非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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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与廖平曾有过交往的康有为便指出:“《礼记·王制篇》,大理物博,恢恢乎经纬天人之书。其本末兼该,条理有序,尤传记之所无也。推考他书,自刘歆未伪窜古学之前,凡周、秦传记,西汉论说,莫不同条共贯,绝少纷论。”康有为《考定王制经文序》作于1894年,在康廖羊城相晤之后,此说或受到廖平的影响。而康有为也认为“六卿”制度远不及“九卿”制度优越,他说:“自刘歆伪作《周礼》,采太宰及五司之义,以为六卿。立官之分司不清,一人之统驭太繁。夫分司不清则空职难治,统驭太繁则讲求不精。散唐虞九官之制,败三代九卿之法,自兹始矣。”因此,判《周礼》一书为伪,其用意便在于说明此书提供的政治制度已经当有所变更。在以经书为核心的共同知识库未失效力的情况下,只要认为其中的任何一部经典与圣人无关系,便意味着被驱除出了经书谱系。而《周礼》却又是被认为国朝制度的重要参照,一旦失去神圣性,也就让现有的制度便有了更多的质疑的空间。

同时,这样的质疑也定然会让许多人难以接受。当康有为提出“新学伪经”的观念后,朱一新贻书驳斥,但在康有为的回函当中,他曾急切地表明了自己对于破除迷信《周礼》的缘由,他曾以《周礼》当中记录了任用“阉宦”制度为例,指明该经典并不值得信奉,还说,当下的败坏便于宦官李莲英脱不了干系。因此,他以《周礼》一经为伪,与其说是“伪”,还不如说是他认为该经所能提供的政治制度实在大有问题,尤其是眼下政局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便与这部奉为制度经典的《周礼》大有关系。

廖平、皮锡瑞等将矛头集矢于《周礼》,但在士人当中也不乏对《周礼》一经情有独钟者。比如,清末以治《周礼》闻名的孙诒让除了按照“国朝汉学”的范式写作了《周礼正义》之外,还有《周礼政要》,重在回应当时的变法吁求,“捃摭其与西政合者,甄缉之以备财择”。全书共分上下两卷,每卷之中有二十条目,如广学、广报、巡察、会计等。他要证明呼吁变法者所提倡的新政多能在《周礼》当中找到相应的文字,以此反映中西政治本无根本差别。另外,《周礼》是整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参照基石;如果连《周礼》被否定掉了,也就让当下的政治制度丧失了一定的合法性。因此,需有人急于矫正对于《周礼》的偏见。关于宦官制度,孙诒让要辩解的是,《周礼》虽然设有“奄官”一职,但是这类官员都是由犯罪之人来充当,而且人数极少。像康有为所说的那种情况——“自宫之宦寺则相沿至今不改”,那都是从《周礼》成书之后方有的现象。

而对于《王制》,也有人就当中的制度提出了异议。章太炎在评价皮锡瑞的《王制笺》的时候,便毫无客气地指出:“先师俞君以为素王制法,盖率尔不考之言,皮锡瑞信是说,为《王制笺》,所不能通,即介恃素王以为容阅。”他甚至于说:“循《王制》之法,行之无不乱治,施之无不旷官,百世可知。”文廷式甚至认为,中国人素不重视工程技术,便在《王制》当中记载“作淫异服奇技以疑众杀”。

但不管是廖平、康有为,还是孙诒让,即便他们对待《王制》和《周礼》持有不同的立场态度,而都希图在本国古老经典中找到可行的政治路径,以抵抗外来政治新说。也正因为这样,廖平对孔子晚年变法、经典《王制》的论述才会引起一些当朝显贵的重视。

4

自我背叛

廖平虽然在早年便急着打破习以为常的学术范式,也急于创立新说,但可能没有料想到,他所引其端绪的一套学说会与一场政治运动牵连在一起,且以悲剧告终。戌戊变法失败之后,湖南人苏舆刊行《翼教丛编》,大斥康有为新党的学说。叶德辉说:“近日无知之夫,乃欲依附康门、表章异学,似此无父无君之学,天下之人皆得而攻之,又奚怪鄙人之摇唇鼓舌乎?闻其徒众在学堂时,恒以微言大义之说高自标举。尝考康有为之学出于蜀人廖平,而廖平为湘绮楼下楼弟子,湘绮尝言,廖平深思而不好学。”那么,廖平简直就成为了异端之首。

【骷髅头包装涉违法】经学的想象——戊戌变法背后的思想“推手”

《翼教丛编》

就在1898年,廖平内心的动荡也是难以想象的。八月,廖平在四川得知北京政变的消息,他的好友杨锐、刘光第在北京的菜市口就义,“俯首伏案,悲不自胜”。他听说朝廷正在捉拿要犯,而且牵连甚广,他的学说也曾影响到康有为,几乎被认为是这场运动的幕后黑手。他旋即命弟子将他的新作《地球新义》书稿付之一炬。这时,对于在光绪十五年会试当中的失误,他感到欣慰,否则一旦在京城入翰林,他的下场或许与杨锐雷同。

从此之后,廖平对于《周礼》的态度有了彻底的转变,他后来甚至认为《周礼》的制度可用以统治全世界,而《王制》仅能用于中国。而在他后来的经学生涯中,他渐渐地不再触及与“自变革”相关的话题,他自己对经学的想象驰骋得更加遥远,但惟有他在四十多岁以前对经学的想象与建构真正跟时代贴紧。他走过八十年的人生,而戊戌年之后的著作多被人视为笑谈。

二十世纪伊始,正在帝国的末端,在四川乐山的郭沫若入中学,教他们经学的便是廖平的学生“帅先生”。帅先生恪守师说,将《王制》作为向学生们讲授经学的入门书。而天生聪明的郭沫若真切感受到经学这门看似枯燥的学问原来还有这样的便捷门径,甚至觉得“好玩”。或许正得力于四川偏居一隅,帅先生尚能如此公开地在公共课堂上讲授这部经典,不顾它曾在不久前卷入的那场重大的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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